蘇超已經誕生4個月了，但我還沒有現場看過蘇超。

其實蘇超在我朋友圈中的熱度已經稍稍降低了一些。七八月間，各路朋友問我要不要去看蘇超，或者有沒有辦法帶他們去看蘇超。到如今，只有辦公室里的江蘇同事還在關注他們家鄉球隊的戰況了。然而，其實蘇超在線下依舊火熱，就在上周剛剛刷新了上座紀錄。

坦率地說，身邊很多足球圈內外的朋友，不論是從業者還是自認“正經”的球迷，都對蘇超這些觀賽者看熱鬧一般的行為嗤之以鼻。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不管是已經日益成熟的江蘇聯賽，還是近些日子先后火爆的贛超、湘超，最令人欽羨的還是他們火熱到有些不真實的氛圍。

前兩天，看到了湘超開賽后，大街小巷各種屏幕都在轉播比賽的盛況，突然有一種被擊中的震撼感受：我們常在各種視頻中看到的國外競技體育先發地區的社區體育氛圍，難道不就是這樣的嗎？

只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這里生根發芽了三十年的市場化、職業化足球依舊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反倒是行政色彩更濃厚的蘇超們做到了。

一些可能過時的熱知識：蘇超的主辦單位是江蘇省體育局與所有地級市的人民政府，承辦單位則是各市體育行政部門與省足協。

從這個角度來看，說蘇超是“民間賽事”的傳言可以算是不攻自破。畢竟，中超是由全國的行業協會主辦、各賽區的地區行業協會承辦，比起行政部門參與其中的蘇超來說，說是“民間”賽事更加合理一些。

那為什么會有蘇超是“民間”賽事的說法？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更像是不了解體育行業的普通群眾，對于中國足球走出另一條路的美好愿望。家鄉球隊在家門口舉辦賽事，對手還是時常會在日常話題中出現的相鄰地市，自然是極具吸引力的一個業余休閑生活，會讓更多人自然地參與其中。

然后，文旅嗅到了機會開始介入，官方行政力量的加持又吸引了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體制內外全方位無死角的宣傳機器開動后，加上我們天生愛湊熱鬧的性格，造就了蘇超線上持續不減的熱度和線下一票難求的火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蘇超依舊是一個體育項目而非文旅項目，但其背后的聯系早就隱約可見。2024年底，江蘇省文旅廳、體育局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文體旅聯動提振消費的若干舉措》，并舉行了聯合發布會。而在江蘇很多地級市的轄區中，文旅局和體育局都已經合并成了一個單位。

但“民間”只是結果，從蘇超本身的舉辦來說，其實其前身就已經有非常重的行政色彩了。2024年的第一屆江蘇足球發展重點城市對抗賽，聚焦南京和蘇州兩個全國足球發展重點城市，可以說從創始之初就是一種貫徹落實國家戰略的行政動作。

2025年，兩城對抗升級成了13城亂斗，更像是江蘇省巧妙地捕捉了當下最火熱的文商體旅融合的概念：當體育成為了激活文旅消費的鑰匙，江蘇各地市之間有些微妙的競爭關系則成為了競技體育最好的“故事”。

畢竟，像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對立、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沖突，都源自于兩座城市之間的競爭。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超的競技文化反倒是暗合職業足球的歷史故事。

只不過有些諷刺的是，盡管蘇超將江蘇13市的競爭作為一個核心文化賣點，但“江蘇十三太保”曾是社交媒體屏蔽的違禁詞，而“散裝江蘇”則是如今話題依舊在微博上顯示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該話題內容未予顯示”。

蘇超的文化從根源來說是良性的、積極的，是從城市文化建立起來的交流與競技并存的優質體育內容，但蘇超受眾和官方媒體兩方聯手起來，將這樣一個全民參與熱議的話題，又變成了沖突和對立頻發的焦點。

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國家隊。

蘇超在互聯網上第一次點燃的爆點，就是6月的國家隊比賽日。當國足迎來生死戰的時候，蘇超剛剛結束第三輪的比賽，關注度正在逐步積累。所以，當國足在生死戰不敵印尼，一些我們作為球迷和從業者已經司空見慣的言論和話術就開始在互聯網肆虐。

最后，這一次此類輿論的高潮變成了是兩個焦點事件。其一，是范志毅好巧不巧地評價了南通隊，于是“南通草根足球隊挑戰國足”的新聞開始橫行各大社交媒體。其二，是吳曦，這一次卻更加惡劣，因為本該正本清源的官方媒體下場，將這位為國足流過血的老隊長塑造成了“蘇超球員拼搏”敘事的對立面。

諷刺的是，在江蘇官方媒體對蘇超的講述中，說的是蘇超承接了“江蘇隊解散后江蘇球迷對高水平足球賽事的期待”——而吳曦正是那支拿到中超冠軍的“高水平江蘇隊”的隊長。

另一個焦點則是足協和中超。

這類情緒在互聯網上更加洶涌澎湃而且經久不息，從最開始的蘇超“強硬拒絕足協考察”，到近期的蘇超“改名抵制足協監管”，其本質都是將足協和中超視為洪水猛獸，將蘇超視為“一片凈土”：當然，在講到自己支持的蘇超球隊時，又會期待有職業球員馳援。

比如黃紫昌支援常州隊效果立竿見影的時候，我注意看了熱搜，沒有人提到這位曾經的江蘇隊太子如今只是中超的輪換球員。又比如鹽城隊球迷在社交媒體上呼吁職業球隊放人，卻沒有想過這位他們想要的大腿只是中超球隊梯隊的球員。

我當時有特別留意過，一個評論區里大部分呼吁職業球隊的梯隊放人的蘇超球迷，在主頁里卻都為南通草根隊挑戰國足叫好。

在體育賽事乃至文旅的話題上，官方的介入總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官方追求講“好故事”，總是會有些“不擇手段”。比如目前還并列射手榜首的高馳，一個江蘇青訓體系出身、前兩年還在代表滄州雄獅踢青年聯賽的小將，在22歲的年紀因為球隊解散“要去讀大學”而被宣傳成了高中生。

這不是球迷之間的笑談，更不是僅僅流傳于社交媒體的傳說，而是官方媒體言之鑿鑿發布的報道。我們都希望能在好的文旅項目中發掘出一些故事，但發掘故事和“編造”故事不是一回事。

還有一個例子是官方媒體稱蘇超前6輪線下營收380億：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題，6輪380億，每輪超60億；1輪6場，每場超10億；每場哪怕按5萬人算，人均貢獻2萬元線下消費，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統計學”數字。

但另一方面，當國內要舉辦大型賽事活動時，官方的介入幾乎是必要條件。當下，除了一些老牌球隊的職業賽事，大部分地方性的足球賽事的關注度幾乎為零——同樣是江蘇省內的比賽，對接職業聯賽的蘇冠幾乎無人問津。所以對于蘇超這樣的賽事來說，如何獲得關注、賣出球票，進而促進文旅等各類消費，行政力量幾乎是不可或缺。

哪怕不論“關注人群”這樣相對軟性的要求，就說舉辦大型足球比賽需要的場地、安保等工作的協調，也同樣需要行政力量的大力支持。蘇超比賽能夠協調這么多周邊行政資源和社會資源，能夠在賽場外舉辦如此多豐富的活動，將比賽日辦成嘉年華，其實是很多職業俱樂部求之不得的好事——很多球市還算火爆的職業俱樂部，想要辦更多的周邊延伸活動還要面對層層審批和報備，來協調場地、安保等資源。

蘇超在官方力量的加持下，做到了一件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一直沒有能做到的事情：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宣傳資源，將足球比賽變成了一件城市的大事情。相較之下，在中國足球國家隊成績持續低迷的當下，職業足球在官方媒體和社交網絡上的形象總是“多踩一腳不多”的位置。

我很喜歡這種競技與非競技交織在一起的氛圍，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參與足球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只是，像常州隊這樣的境遇總是讓人有一些羨慕——我不敢想象國足要是五連敗、八輪不勝，還能得到像常州隊這樣的笑談和鼓勵。

或許這才是蘇超的終極意義：讓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足球的文化，哪怕是作為實現文旅目標的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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